南京九华山下的北京东路上，车辆川流不息，一派繁忙景象。很少有人知道，80多年前，这里潜藏着一家细菌武器生产工厂。1998年8月18日，在南京一处建筑工地深挖过程中，意外挖出41个人头骨和大量肢骨，现场散发刺鼻气味。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时任馆长朱成山，当时正在外地出差，一通电话后，他立即赶回南京。
1998年12月17日，拍摄出土的“侵华日军1644部队细菌试验受害者头颅”。
“通知我说有可能是挖到了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的尸骨，但我到现场查看后觉得不太像。”朱成山至今对这一场景记忆犹新，头颅骨、肢骨以及同部位的骨骼被装在长约1米、宽约0.3米的简易木盒子或蒲包里，颜色发黑，味道刺鼻（后考证为消毒用浓硫酸），并不符合大屠杀抛尸的特征。建筑施工现场随后被封闭覆盖，南京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第二军医大学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的专家先后进场，提取了土壤、水、骨骼等物证，并对现场发现的木盒、蒲包、皮革以及遗骸口腔内的金牙等遗物进行考证。朱成山还邀请军事医学科学院郭成周教授（已去世）和南京大学历史系高兴祖教授（已去世）等参与研究。
1998年8月18至19日，北京东路南空司令部北大门陆续发现的遗骨，初步认定为细菌战受害者遗骸。
法医鉴定为非正常性死亡遗骸，埋藏时间约为60年前；医学取样化验结果显示含有微生物；化学检测表明存有霍乱弧菌肠毒素基因；现场头颅上附着的皮革状帽带为中国军人遗物，埋尸地点位于1644部队本部——原中央陆军医院旧址（今东部战区总医院）范围内……随着越来越多的证据浮出水面，专家最终判定这批尸骨属于惨死于细菌实验毒手的同胞。
1998年8月18日至19日，在北京东路南空司令部北大门陆续发现的遗骨，初步认为是细菌战受害者遗骸。
“这是我国第一次发现日本细菌战部队人体实验的物证。在此之前，我们对南京1644部队知之甚少。”朱成山说。史料记载，这座隐身闹市的“死亡工厂”，由731部队首任部队长石井四郎于1939年4月创建。对外挂牌为“中支那防疫给水部”，一般被称作“多摩部队”，番号为“荣字第1644部队”。在日本战败投降前，1644部队在苏、浙、沪、鄂、赣、皖等地共设立了12个分支机构，为其邪恶目的效力的共约1500人。对外是防疫部队，对内却是细菌部队，培养霍乱、伤寒、鼠疫等致命细菌是1644部队的“特长”。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朱洪文，曾在1945年11月与上海国防医学院（今第二军医大学）的多名学者一同参与对1644部队的接收工作，朱洪文回忆称：“仅就日寇所余的一批铝质细菌培养箱，就足以制造灭绝人性的细菌武器3万万毫升。”1949年，1644部队第四任部队长佐藤俊二在前苏联法庭上供认，1644部队曾大量制造细菌武器。到底有多少人在这里悲惨地死去？由于原始档案被销毁，这已经成为一个永远的谜。
199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的专家在现场取样。遗骨的发掘现场曾是侵华日军“荣”1644部队的细菌试验工厂。刘相云摄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在接下来的两年半时间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二战日本甲级战犯进行了审判。1946年8月29日，法庭上曾发生了这样一段对话：——美国法官沙顿宣读《首都地方法院检察处奉令调查敌人罪行报告书》：“敌多摩部队将我被俘虏之人民，引至医药试验室，将各种有毒细菌注射于其体内，观其变化，该部为最秘密之机构，其因此而死亡之确数，无由探悉。”——法庭主席：“您不想再供给我们一些关于所谓在实验室内实验毒血清效能的证据吗？这算是一种完全新奇的事情，我们至今还没听到过这点。你就只说到这里为止吗？”——沙顿先生：“此刻我们不提供关于本问题的补充证据……”
《首都地方法院检察处奉令调查敌人罪行报告书》（南京市档案馆提供）
从1946年5月3日开庭，到1948年11月终结，在长达两年半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日军在中国使用细菌武器、开展活人人体实验的罪行，只留下了以上短短数行对话。此后，细菌战和人体实验问题销声匿迹。据了解，1945年到1946年，南京市的日军罪行调查和抗战损失调查机构相继成立，包括南京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南京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临时参议会南京大屠杀案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等。这些机构陆续开展了调查统计工作，并留下大量珍贵档案，其中就包括了“多摩部队”的相关史料，这批档案现藏于南京市档案馆。
南京市档案馆人员展示相关档案。（2015年记者孙参摄）
“点到即止，含糊而过。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被审判的人，很多都与细菌战有关，并且参与过细菌战计划。但不仅是多摩部队被刻意忽略了，整个人体实验的罪行都在美国的庇护下逃脱了审判。”国家记忆与国际和平研究院专家、南京大学历史学院院长张生说。
图为2014年发现的华北北支1855部队照片之一。（图片由华辰拍卖行影像部提供）
20世纪80年代末，在浙江金华的驻军医院服役期间，李晓方接触到一些来看烂腿病的老人，他们大都年龄在60岁以上，创面既不像静脉曲张引起的烂腿病，也不像稻田性皮炎引起的溃烂，有个别老人提到是日本鬼子撒的毒害的。
偶然的发现引起了李晓方的关注。从20世纪90年代起，他在浙赣地区开展烂腿病调查，先后走访了20多个县市200多个乡镇村，找到300多名烂腿病人。将患者的发病经过及临床症状与当时日本细菌武器的致病机理进行比较，他得出了结论：“烂腿病”真正的罪魁祸首就是炭疽杆菌和鼻疽杆菌，并出版了书籍和画册。他的研究也先后得到了郭成周教授、美国医学家马丁·弗曼斯基博士等海内外专家的认可。“1644部队以研究鼠疫、霍乱与斑疹伤寒等作为重点，毒物则主要是蛇毒、河豚毒、氰化物和砷等。它不仅是研究和生产基地，也是实战基地。”国家记忆与国际和平研究院专家、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张连红介绍，1940年起，侵华日军将细菌武器应用于实战中，在华中地区进行了三次远征作战，即1940年10月对浙东的鼠疫战，1941年11月对湖南常德的鼠疫战，1942年5月至9月对浙赣铁路线的多种细菌战，都是731部队牵头，1644部队配合进行的。
侵华日军“731”部队档案证实，细菌战是日军侵略扩张的重大战略之一。这是翻拍的伪满洲国民生部保健司派员参加1940年11月吉林省农安县鼠疫“防疫”活动照片。
随着时间的流逝，细菌战的亲历者越来越少。“十多年前我走访的时候，很多人就跟我说你来晚了，一晃又是十几年过去了，活着的人证更少了。”李晓方说。多位专家认为，近年来，学界对731部队在东北的各种罪恶活动的研究相对重视，而对侵华日军在南方开展细菌战研究相对薄弱。尤其是近十年来，整体研究趋于停滞。
左图：被公布的731部队参加浙江细菌战的作战命令（翻拍）；右图：侵华日军细菌战幸存者、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联城街道长濑村老人冯欢喜坐在家中。
曾在东部战区总医院工作，也曾参与深度报道1644部队的大公报记者陈旻说，很多老同事看了自己工作的医院曾被侵华日军作为细菌战人体实验基地的报道，感到震惊和愤怒。“很多人至今以为细菌战只停留在实验室里。”陈旻说。
图为1946年，原731部队部队长石井四郎满身佩戴着特级勋章。
专门到南京调查1644部队遗址的日本友人原文夫感慨道，石井四郎等众多战犯在战后均未被追究责任，有的人还把细菌战人体实验结果拿来做论文的材料，还有人官拜大学校长、医学部长、医学所长等要职。“对于这些人的罪过，日本医学界保持缄默，未曾告发反省，我对这一切感到非常羞愧。”原文夫说。受访专家表示，希望未来能够有更多的国内外专家学者共同开展研究，寻找更多的史料档案和实物，来揭示那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揭露这种反人类的罪行。“唯有保存历史记忆以史为鉴，才能有力反击歪曲历史真相的企图，防止罪行重演。”中国抗战史学会副会长朱成山说。
·来 源：新华社·编 辑：赵伊汉·校 审：李 凌 ·监 制：凌 曦